崔卫平
崔卫平，1956出生，江苏盐城人。1982年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1984年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1984年底起在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社科部、基础部任教。教授，电影评论家、文化批评家、诗歌评论家，散文随笔作家。
在被称作“知青大军”的浩荡队伍中，有一支人群至今没有被人们提起，这便是“回乡知识青年”。
现在的青年人可能都没有听说过这个词，我也不了解按政策他们应该被归为哪一类。但我确切地知道，若不论户口所在地，他们和当年城市里的那些初、高中毕业生是同一种人，实际上是他们的同班同学，在同一天同一间教室中被中断了学业。仅仅是因为生在农村，或父母有一方在农村，所以当无法继续升学时，他们惟一的也是自然的出路便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因此命运的名称也就大不一样。城里的初高中毕业生下放到农村，是“改天换地”，是既“苦难”又“风流”，是“壮举”或“愚昧”，对此有着种种不同的说法，而这些人受过同样的教育，曾经怀有同样的理想，去翻耕同一块土地，却什么说法也没有。他们参加了“文革”，也“革命”大串联了，但人家是祖国的“花骨朵”（哪怕是暂时落难），而他们只是祖国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知青大举回城时，他们只能叹息自己生就一个农村人的命，或者连叹息也没有。我有时想到我们社会的许多做法是以天生的不公平为前提的，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默认和参与了这种不公平——只要自己不是受损害的一方。我之所以想到这些人，是因为从1969年到1972年这三年期间，我和他们有着密切的接触，他们是我学校的老师。我现在可以十分自豪地说，这个期间，正是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马小军撬门砸锁、学工学农学军兼学做芝麻酱和学拉小提琴的阶段，我却在一个遥远偏僻的农村中学，接受着这个国家当时可能有的最好的教育。
我知道很多人有我这样的经历。那年我十三岁，正是感受世界最强烈的年龄，随父母下放到苏北农村沿海的一个棉花种植区。那个地方没有村子，不是那种千百年来人们就在其上生活、耕种的土地。它的历史也就几十年，当地人们用三个字便讲完了其全部故事：“日本人”，即日本人当年在这里开办棉花公司，雇人在荒凉的海滩上开垦出了这些棉田。所以它们非常整齐，每块田长二百米，宽五十米，像被切出来的松软的蛋糕一样。田块周围是那些到处尾随衔接的小沟，水浅时，大人一抬脚就能跨过去。父亲之所以选中了这么一个地方，因为种棉花比起种水稻相对来说比较有前途，经济条件也比较富裕，他和他的妻子要率领五个孩子在这里祖祖辈辈地生活下去。但那将是以后的事情。眼下除了大女儿即我的姐姐，其余四个孩子都将分别被送到大队和生产队所办的中、小学各个年级去：我哥上初二，我上初一，两个妹妹分别是小学四年级和一年级。后来我早先已插队的姐姐也在这里的公社中学念起了高中。听起来是多么奇怪：这一家人的孩子只是在农村才找到了他们各得其所的教室，好像那时中国教育的重心转移到了农村。我没有见过别人有过这样的记述，但当时我们家的情况的确是这样。
大队办中学在当时完全是个新生事物，像赤脚医生一样。为此大队干部把他们的办公室腾了出来，我们教室的隔壁就是打针的。学校当然也没有围墙，实际上就两排小房子，门口的空地上有个篮球架，老远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地方，整洁、安详。这个棉花种植区的大多数农民都是1940年代从外乡过来的，确切地说应该叫做“移民”，说着一口我几乎一个字听不懂的海门话（非常接近上海话，属吴方言）。这种语言抵制外来词汇的能力极强，我上大学中文系后才知道其中包含了很多古老汉语的遗迹，至少，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以及此前的种种运动之后，它仍然把“学校”叫做“学堂”，并且重音在后面。“上学堂，上学堂。”这用他们那种口音说出来，颇有几分自豪的口气。我的这个新“学堂”全校一共两个年级两个班，教员总共六位，后来增加了一个班，又添了一位教员，便有七位。他们是从全大队回乡知识青年中精选出来的，三女四男，除了体育老师是初中毕业的复员军人以外，其他六位都是清一色的66、67两届高中毕业生。我现在尤其要说的是，他们都长得很漂亮，个个皮肤白皙，举止文雅，完全不像是农村人。本来移民家庭的经济条件就比较好（移民们大多心灵手巧、十分勤劳），加之在县级以上的中学念了若干年书，这些移民的后代从外表到气质上都调理得相当可以。本来他们和城里的同龄人一样，也是准备进大学的，同一个惊雷粉碎了他们年轻的梦想。差不多在家“赋闲”了两年之后，在看不到任何前途的情况下，他们被召集到了一起办起了自已的中学。学校的校长、教导主任就从他们内部产生出来，年龄地位几乎没有任何悬殊，而且都没有结婚，就像一群亲密的兄弟姐妹。我们这些做学生的，看着老师们一个个谈恋爱，结婚走了或留下来挺起大肚子。
令我感到第一件惊奇的事情是上学要自己带凳子，学校只提供课桌，中学、小学都如此。四个孩子分别在四个班上学，我们家的长凳、短凳一下子消失了好几条，这甚至造成了我们很长时间的不习惯，孩子们在家总习惯用自己用过的东西。我们家若干年反复讲述的一个笑话是：年仅六岁、生性最活泼的小妹妹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最紧张，遇到问题她第一个反应是，把自家的凳子扛在肩膀上，同时大声宣布：“这个书我不念了！”弄得她的老师哭笑不得。学生自己带凳子也造成了课堂秩序的某些混乱。我是插班生，我不知道他们原来是按照什么标准排座位的，我只看到全班同学坐得高高低低，有的像山峦，有的像盆地；有的同学挺着胸脯神气十足像大姐姐，另外一些同学像她随身带来的弟妹，等到发言站起来，情形会恰恰相反——仅仅是因为他们从自家带来的凳子的差异。我们班上七十二个人，有七十二条风格迥异的凳子，也可以说有七十二部活生生的家史。打扫起卫生来很不方便。
第一天上学堂就被叫到办公室去，这在我又是很新鲜的经验。从小到大，我似乎没有参观过老师们办公的地方，只是在远处望见过它们。我一直属于那种毫无特色、无声无息的学生，既没有好到要帮老师们搬运作业本，也没有坏到三天两头到办公室听训斥。那天我作为新同学刚加入班里的课间跑步，那位长得最小巧玲珑的女教师把我叫到一边。她姓陈，后来才知道她是学堂的校长。这是一个一丝不苟的女人，像是从教会学校里出来的，作风严谨，当时二十六岁了还没有谈对象。她高高的鼻尖冻得通红，迎着风打着手势让我出列。带我到办公室后她详细询问了我原来的中学里学些什么课程，用的些什么课本，每天上几节课，并且翻开书，让我指出我已经学到了哪里。结果比较下来，我的新学堂仅仅缺少一点：没有俄语课。她也许正好是学俄语的，又让我背了几个学过的俄语句子：“缴枪不杀”、“打倒勃列日涅夫”或“柯西金”什么的。背完后她什么也没说，没表扬也没批评。她端娴的态度让我颇有些不自在。但很快我就忘却了这一点。紧接着是她的数学课。整个课堂出奇地安静。她一手漂亮潇洒的粉笔字和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的讲课风格，直让我惊讶和祟敬不已。我屏息静气也许是受了班里其他同学的影响。总之，我感到自己的灵魂在出窍，头脑在开化。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入神地当个好学生。我小学成绩之所以不好的原因全在于老师上课我听不懂，考试就靠依样画葫芦。这个小小的乡村女教师几乎把关于数学的概念传达给了我。其中一个直接结果是，我升高中后，有一个阶段狂热地迷上了数学，做了很多课外的数学习题。当然，那两本虽被磨旧但仍完好无损的“文革”前出版的高考习题集，也是这个学堂的老师送给我的。我马上就要提到他。那个学期下来，我给仍然留在城里的要好的同学写信，信中一一列举了我的各科成绩，我生平第一次关心起我自己的考试分数，因为那是值得关注的。关于这个数学老师值得一提的还有她的一个弟弟就在我们班上。这种现象只有农村学校有。在农村大家都生活在一处，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我初二的数学老师和我属于同一个生产队，他的妹妹们和我的姐姐在同一块田里劳动。我们和老师们的距离如此之近，但这一点也不影响老师在学生及学生家长中的威信。这位女校长后来嫁到另外一个地方，和当地女青年一样，出嫁之后连户口也迁走了，不知道她到新地方是否还当老师也当校长。
我说我们这个学堂如何正规还有这样一些理由：第一，全体教师都讲普通话。当然这里也有具体原因。当地流行两种语言：移民们使用他们的吴方言，原来的本地人使用他们自己的苏北方言。他们互相之间能听懂，大多数人也会说两种语言，但每个家庭都仅仅使用自己的母语。面对距离甚远的两大语系的学生，老师们一律使用普通话。第二，学校春、秋季定期开运动会。我记得那总是一些刮大风的日子。我们下放的这个地方叫大丰县——“大丰”就是“大风”，刮起风来厉害无比，操场上被吹起来的沙土遮天蔽日，我们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掷铁饼和跳高。我作为运动会的播音员、撰稿人和编辑，声嘶力竭的工作情况至今历历在目。第三，我家盖房子这么大的事情我也没有请过一天假，可见当时学堂还很有约束力。我哥哥长我一岁，我们在同一个学堂，上学总是他骑自行车带我。一次他把车子蹬得飞快，我们一起栽到沟里，结果也没回家换衣服，爬上来又骑车走了，原因是我们不愿意迟到。
父亲对我们姊妹们的要求向来严格，尤其是在生活、劳动方面。他希望我们像真正的“贫下中农子女”一样，不娇气、能吃苦。现在我十分感激他。实际上，他的这种要求直接赋予了我们对待世界和他人的平等眼光，也赋予了我们对于生活的宽广体验，而不是把自己“束之高阁”。我的新同学——农民们的孩子——从学堂回家后，赶紧做饭、挑猪草喂猪，一刻也不闲，我也一样。星期天还要和大人一样到田里劳动，寒暑假与农忙假更不要谈了，我们能挣大人一半的工分。时值冬日，收获完了的棉花地里一片枯寂，人的身体穿行其中引起“毕毕剥剥”的响声，人们在这里寻找那些最后遗落的花瓣——其实是“僵瓣”。移民们把“冷”这个音发成“狼”，“冷死了”叫做“狼来了”，于是田里响起一片“狼来了”的唏嘘。我和家人也混入其中，一边喊，一边在地里跺着脚取暖。大约是在第三个或第四个这样的星期天，我对父亲宣布：“我不去了。”“为什么？”父亲问。“我要看语文老师给我的一本书。”那其实是一本新版的语文书，和我的课本差不多。父亲不做声，我把这理解为默许。这是我来农村后得到的第一本课外书，我如获至宝地一口气看完了。在很长时间内我一直认为，一个人只需和他环境中的同类有一点点不同，这一点点后来便会发展出许多。我的这个看法就是从这次经验中得来的。我比我的同学们多看了一本书，拥有了另外一些句子，这使得我可能高出他们一点点。在接下来的作文课上，我甚至故意模仿刚刚学来的新的句式，这受到老师的表扬，并第一次在全班朗诵了自己的作文。我恰好处于那个最敏感的、摇晃不定的年龄，这件事几乎确定了我一生的方向，使我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对自己的信心。我至今还记得那几本课外书中有一课是关于东北的一个干部李文忠的，是一篇激情洋溢的通讯，其中有很多气势磅礴的排比句。
我现在想，自已当时肯定是爱上我的语文老师了。因为我确切地知道老师的年龄——一个学生要知道老师的岁数干什么？初中毕业离开学堂那年我十五岁，我的老师二十五岁，长得一表人材，倜傥十足却不风流。同学中有喊他“外国人”的。他姓沈，高高瘦瘦，眼窝少有地深深下陷，因此鼻梁显得十分挺拔加之皮肤出奇地好，面孔上总是浮现出一种淡淡的光泽和笑意，非常漂亮。他在家是独子，有一个年龄和我相仿的妹妹。整个冬天他穿一件银灰色的中式棉袄（也许是罩褂罢，若再配一条色泽和谐的长围巾，便是儒雅而风度翩翩的“五四”青年了。可惜他生错了年代，并一错再错。他就读的的那所南洋中学在这一带名望颇高，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在那儿当校长。在新学堂的老师中，他的普通话讲得最好，因此他喜欢富有感情地通篇朗读课文，眉毛一扬一扬的，坦率地说，我对他的兴趣是从他的方言口音开始的，那种带有古代特色的语言总有几个音发不准。我坐在课桌上耐心地等待着，一旦它们如约而至，我就感到心满意足。我还要提及的是，这种语言有一种天生的改造能力，能把一篇慷慨激昂的檄文读成一篇柔和缱绻的抒情散文，像越剧念白似的。“政治”这个词念起来是“神似”或“绅士”，一点气概也没有。渐渐地，我就被这位老师柔和沉迷的声音所吸引，与其说我步入了老师朗读出来的语义世界，还不如说我完完全全进入了一种新奇陌生的语音世界。我现在还能清晰地回忆出这位老师抑扬顿挫的语调，许多词汇在黑暗中嗡嗡作响，已经辨认不清它们到底是什么。想想这种情况是有些感人：一个身材修长风姿绰约的青年，自己不过二十三四岁，本人也不知道路在何方，却像肩负了一种使命似的，担负着七十二个童蒙心灵的生长，在他们东碰西撞的心灵中投下一片光明。
我的作文得到表扬后，从此我就不怕写作文了，因为那可能是一个理想的结局，是一次鼓励。我的老师看出了我的这种跃跃欲试和喜悦的心情，他让我在班上组织了一个语文小组（此时为1970年）。我们几个人主要的工作是从当时的《文汇报》副刊上选一些较好的散文——文词比较美一点的，语调比较柔和一点的，现在看来甚至是矫情的，总之是与那些面貌狰狞的大批判文章距离最远的——用老师们刻印考试卷的那套工具把它们刻出来，在全班同学中传阅和供自己保存。我现在的手写体仍然是十分难看的，当时必定更加难看，我不知道我的写一手漂亮俊美的字的老师是怎么指导和忍受我的刻钢板的工作的。但我自己当时必定乐意做这件事。那样新奇的笔，在一张难以撕破的富有韧性的纸上喀喀作响，划出一些白色的痕迹，然后放到蓝色的油乎乎的打印机上，接着就看到了自己的印刷品。整个过程都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发生！有一次老师让我们把自己的作文也刻上去，这更令我惊喜不已！我要说我是一个觉悟很晚的孩子，长时间内对外部世界毫不关心，上中学了心智却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小学三年级，因此一旦我开始关心周围的世界和周围的人时，内心总是惊诧无比。我惊诧于农村的冬天世界那么大；惊诧于春天来临时，田野里蹿动着兔子般跑来跑去苏醒的声音；我惊诧于每天上学来来回回经过的小沟，它们像是获得了某种悟性似的，每天跟随着来自远方的一道指令，潮涨潮落，而大海在那谁也没有见过的天边。我真正见到海是后来在别的地方，我们那里虽是海边，却只能闻到带咸味的风。因为来自父亲的严格教育，我们姊妹们都把自己看作普通的农村孩子，没有任何优越感因而也没有丝毫委屈感——事实上也是因为年幼，还不知道关心自己的前途命运，只是警觉地张开全部年轻的感官，感受和吸收周围嘟嘟生长的灵动变幻的世界，将这个世界中丰富流溢的色彩、声音存入心底。此时我留在城里的同学正在日夜兼程地挖防空洞。
但我毕竟不是自幼生长在这个地方。同时上学，回家喂猪，还要去大田劳动，未满一年我就病倒了——肝炎复发。我我又被迫呆在家里不能上学。这种情况1966年“文革”爆发那会儿我也经历过，可当时我的老师们自顾不暇。这回我学堂的老师轮流走四五里地来看望我。他们给我带来了作业本，布置我必须完成的习题。我又不得不依样画葫芦了：我先看数学书上的例题，然后自己写作业，再让我的哥哥带到学校给老师判。我记得有一次数学老师在我的作业本上写道：“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我至今记得这句话的原因是当时我根本不理解它的意思是什么，我的脑子向来专记弄不懂的东西。我的语文老师把他自己心爱的袖珍收音机借给了我，那是一只用五号电池的精巧玩意儿，在当时完全是稀罕之物，他认为他病中的学生更需要这个东西。我上高中正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时期，当时已经传说要恢复高考，我以语文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公社高中。我回头看望沈老师时，他将自己珍藏数年未见天日的两本高考数学复习题集送给了我，厚厚的两大本，有很好的封面，那是1972年初春。我就那么没心没肺地收下了。1977年真正恢复高考时，我的老师没有参加，我一直以为这是因为老师手头没有复习资料了。
有一个阶段家里人安排我在学校吃午饭，和这些老师们一起。这个食堂小得不需要买饭票，老师们和我从家里带来米，有一个做饭的吴师傅在附近的农家寻点菜，我们就像一家人那样，七个老师加一个学生，师生正好一桌。那是一些非常愉快的时光。我的老师们谈论国家大事、世界形势，最多的话题来自《参考消息》，包括科技、军事、各种新式武器、关于下个世纪的预测等。有时他们也开些幽默的玩笑，但玩笑总是非常文雅，而且绝不针对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一般不做声，听明白了就跟着笑笑。老师们的谈话也时常响起一片热烈的笑声。我敢保证一次也没有见过他们互相红过脸，我想像不出来他们脸红脖子粗吵架是什么模样。想必他们自有解决他们之间分歧的办法。我的这些来自农家的知识青年老师，大概不抱什么“天下者我们的天下”之类的妄想，因而换个环境后也不需要自暴自弃，比起他们在田里干活的父母兄弟姐妹，他们的处境要好多了。所以他们显得比较平和。
后来有一件事情在他们中间产生了很大的不安，使得每一位老师的心情都不大好，好像集体遭了霜。他们其中有对恋爱了。男方是学堂的教导主任，所有老师中年龄最大的，“文革”前因肺病休学过，此时也是因为这个曾经得过的病遭到女方家长的激烈反对。同学们之间流传着我们的女老师被家里关起来的故事。但实际上一点用也没有，因为白天他们要在同一个办公室里批改学生作业。有一次我撞见他们在一间屋里，那是给老师们准备的临时宿舍，我们的女老师脸红得像一只虾，一只美丽的虾。这件事甚至在学生们中间也引起很大波动，再过不久，他们也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自然他们都站在老师一边。这是一场文明与愚昧、进步力量与落后势力之间的短兵相接，几乎全校都沸腾了，只是前景一点也不看好，女方家长坚持得厉害。相持了很长时间，包括同学们在内，大家都被搞得精疲力竭。最后，我们勇敢的女老师用线绳网兜提着脸盆、漱口杯和我们的男老师走到了一起，全校师生都有一种大获全胜的感觉，就像现在赢了一场球。
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我的老师们也爱看电影，而且在那样的环境中，他们显然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们比别人看得更多更早。附近四邻八舍放的影片他们都不愿看了，他们喜欢骑自行车去县城看，为一场电影往返五十里。下午一般两节课然后他们就推出自行车快快乐乐地上路了，而且总是带上我我就坐在他们自行车的后座上，成了这个大家庭中惟一需要照顾的孩子，我的老师们轮流驮我。有时候我们买票进县城里惟一的电影院，有时候就和所有人一道，奔向人山人海的县体育场。偶尔来晚了，干脆就站在银幕的反面，对面是黑压压的人群，这边是我们师生几人，“敌众我寡”，像影片中的匪兵甲、乙、丙，可我们仍然很开心，并为自己发明的从反面看电影而自豪。回家的路上是一次次美妙的享受。我的老师们还沉浸在电影故事里，如《海岸风雷》《卖花姑娘》什么的。这些受过教育的农村知识分子，有着极好的、极克制的审美能力，他们审慎地选择词汇，挑出某个值得回味的镜头，让大家再体验一番。如果是新片子，他们又会七嘴八舌地把一个个场面、情节、细节连起来重播一遍。因为要互相传达话语，他们把自行车骑得东倒西歪，好在那是夜晚，公路上也没有什么其他车辆，只是让坐在后面的我提心吊胆。后来习惯了，也就不怕了——事实上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也不曾让我摔下来过。除了听他们讲重新播放的电影，我还同时感受着他们年轻美好、充满憧憬的生命，谛听和分享着他们不出声的美丽和叹息。他们是我最早接触到的一个“精英团体”。我从小到大的生活受惠于许多人，我的这几位老师是我尤其要感激的。
（本文摘自崔卫平著《我见过美丽的景象》，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